1989年之后，政府与民众订立新契约，以发展交换民意支持。这种环境中，还有什么事情比经济减速更严厉？不幸的是，与中国即将面临的挑战比起来，几乎注定将要下行的经济增速，可能是其中最容易应对的挑战；远的不说，拉美诸国在近半个世纪以来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挣扎早已给我们鲜明地展现了这一点。

    遥想当年，二战结束之后不久，南美洲大国阿根廷人均收入5252美元，高于西欧核心12国平均水平超过10%。随后的半个世纪，阿根廷却陷入不断的政治动荡与经济危机之中，军事政变、街头暴动成为家常便饭，也曾经创下12天内连换5位总统的世界之最。半个世纪之间，左、中、右各派政府都曾经粉墨登场，演绎各自政纲，从社会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却没有哪一家获得完全意义上的成功。这里，常年有高达4位数的通货膨胀、爆发了震惊世界的债务违约、穷人饿死在“世界的粮仓与肉库”。

    失败的原因众说纷纭，但从发展机制理论来看，答案其实非常明显——— 微观制度失效与宏观管理失败，而分裂的政治势力角力与错误的发展理念分别强化了这种失效与失败。

    微观方面，阿根廷长期以来出口行业孱弱无力，早年实施的进口替代政策、畸形的各类行业管制措施、低效庞大的国营体系、过高的汇率定价虽历经改革，仍旧无法扭转颓势，2000年之前出口占比常年在10%以下；对比之下，中国出口占比高达30%。缺乏了出口的贡献，阿根廷在60年代依靠投资拉动的经济繁荣迅速遇到问题，过剩产能飙高、低效企业吞噬大量资源、贸易逆差积累之下，债务开始累积，微观低效转化为宏观失败。

    宏观方面，阿根廷维持了庞大的政府公务员队伍(3700万人口却有200多万公务员)，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财务支出缺乏约束，以及历史上长期大量补贴国营企业与被保护行业，造成大量财政赤字。财政赤字与贸易逆差的组合令阿根廷央行没有别的选择，只能大量发行钞票充作财政开支，导致高昂通货膨胀与并发的国际债务危机。

    通货膨胀的最大弊端在于对穷人的抢劫，恶化了阿根廷近乎世界第一的分配不均状况，其基尼系数长期维持在0.5以上。按照美国制度经济学家阿塞莫格鲁的论述，分配不均让阿根廷政治成为不稳定民主的典型，也为各派政府轮流坐庄、执行互不衔接的政策打下了最重要的民意基础。左派政府上台则搞大政府、大福利，虽有助于分配不均状况的改善，却恶化通货膨胀与国际收支，免不了在危机中因政变或者选举下台，穷人因福利而改善的境遇迅即因通货膨胀的抢劫而再度恶化。右派上台则权力与资源进一步流至富豪阶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社会不安定局面加剧。

    如此，极端恶劣的分配不均等状况在民主制度框架内演绎为民粹主义与权贵主义的跷跷板行情，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动荡与危机中，昔日的经济大国虚掷了半世纪时光。

    阿根廷在“中等收入陷阱”中的挣扎对于中国的启示是什么？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并非经济学规律，而是社会框架出现问题的结果。阿根廷的教训更多地不在于经济方面，而在于经济之外。导致阿根廷跌入陷阱的两大因素，今日都值得镜鉴：首先，收入与财富分配不均日益严重；其次，与第一点相关联的，政府行为被权势集团主导。

     按照世界银行收集的数据，近年来中国收入分配不公情况日益恶化。正因为如此，即将出台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才备受各界关注。

    在中国特有社会格局下，收入分配不均等不会导致如同阿根廷那样的左右摇摆，但却潜藏着不稳定的巨大隐忧。一旦出现风吹草动，难免有好事者借机发难。即使排除这样的极端状况，政府做好人、企业买单的政策则断难避免出台，损伤中国的经济发展潜力。

    更加严重的是利益集团主导。奥尔森在《集体行动的逻辑》中曾经论述人数少但目标明确的团体可能战胜人数多而分散的团体，驾驭社会经济流程偏向于有利于自身的方向，并令社会陷于路径锁定之中。

    目前中国政府组织在调配资源中最为强势，尤其体现为金字塔结构中的地方政府。在经济上，地方政府多对于掌控更多资源、上马更多项目、追逐更高增长具有强烈兴趣，而对于塑造并遵守游戏规则、尊重市场运行逻辑则兴趣阙如。作为不需要为其债务负责的理性经济人，地方政府(及其同盟军国有企业)吸附、耗用了大量社会资源，严重依赖各类或许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投资项目拉动本地经济增长，在基建、房地产、制造业等三大投资领域堆积了过多投资，而对应的，是债务水平的快速飙升。

    从这个角度分析，中国需要从两个方面努力来避免可能的中等收入陷阱：首先，从根源处着手逐步降低贫富不均程度，避免出现政治与思想纷争撕裂化的社会。贫富不均的首要影响不是经济层面的，也不应该只从“消费拉动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除了二次分配之外，需要尽可能降低政府对市场经济运行的干预、提高政府使用社会资源规则的透明性，以从源头上降低“基于权力的财富积累”现象。同时，有序放开社会中间组织的发育，为中国社会增添更多的社会粘合剂。第二方面，逐步厘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降低经济对政府投资的依赖，逐步清理过剩产能、僵尸企业与过高债务，避免可能出现的金融债务危机。依赖政府投资强行刺激经济增速是不足取的饮鸩止渴。毫无疑问，这一切依赖坚强的改革决心。

    （2012年12月20日发表于《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