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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问增长根源:也谈林毅夫假说

  近日,前世界银行副行长林毅夫教授发表新著《新结构主义经济学》,称其为自己在世界银行工作四年的“毕业论文”。这本书显然颇具雄心,旨在建立替代第一代结构主义与第二代“华盛顿共识”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以帮助世界各国找到通往繁荣富强的“秘方”。林教授身份、经历特殊,多年前曾成功预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其理论自然地也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中国经验之上。本书可视为将中国实践理论化并加以推广的英勇尝试。
 
   按照林教授的说法,从经济学角度看,既要“超越凯恩斯主义”,也不应追随“华盛顿共识”,而应发挥市场和政府的协同作用。林毅夫教授建议各国建设以市场机制为基础、政府为辅助的“二元系统”,其中,政府识别什么是符合该国要素禀赋所决定的具有最大相对优势的产业,并通过解决协调性、外部性问题、支持基础性研究以至于各类项目投资与基建投资等,来支持发展这类产业,以求推动经济转型。在此基础上,每个国家应寻求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政策,政府刺激可以作为一种手段推动有效投资,即提高生产力的投资,或将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投资空间。中国经济未来20年能够保持8%增长“潜力”(“潜力”二字是林教授特意强调的),而这一潜力的实现离不开投资。简言之,政府可以对比较优势进行动态规划,追求经济快速增长。
 
   看起来,这一提法是对旧理论的超越,也很符合亚洲四小龙及近年来中国经济起飞实践。但仔细审视之下,这一假说在理论上可能存在盲区,而其允诺的以投资为基础的8%增长前景,也可能诱导出不现实的政策建议。
 
   从理论上讲,林毅夫教授为政府假设了过分强大、过分理想化的角色。世界银行的任务是向各国政府提供经济建议,从这个角度出发,世界银行官员必须假设各国政府具有改善经济绩效的意愿与能力,否则世界银行没有太多的存在价值。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在《贫穷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中提出了临床经济学概念,主张如同医生为病人诊病一般,从经济学的角度诊断各国限于不发达的病因(所谓“差异诊断”),并随之实施针对性的治疗方案。林毅夫方案延续了类似传统,提出了类似的“增长识别与协调”六步骤。
 
   这一方案的问题在于,政府本身并不存在于理论的真空中。公共选择学派、新政治经济学等都对政府进行了广泛研究,指出政府及其代理人拥有自身的利益考量;如果不存在一种制度安排让政府在更大的程度上成为民众的一致代理人,政府可能会实施并不一定最有利于民众福利、却最有利于政府及其代理人自身利益的政策。
 
   更重要的是,即使我们假设政府是北京大学教授姚洋所谓的中性政府,林毅夫理论仍然赋予了政府过强的能力要求。哪个产业是应该发展的?这并不是事先由具有无限知识的政府来决策的,而是由无数微渺的个体、企业在为自身福利而不计血汗代价的冒险犯难、拼死努力中来决定的。
 
   从根本上讲,何谓增长?最好的回答是,增长即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简单地说,生产可能性边界即在目前既有的资源和技术条件下所能生产的各种商品最大数量的组合。如果将产出简化为消费与投资两个类型,生产可能性边界体现为二维平面上的一条封闭曲线。
 
   生产可能性边界的外移是经济体不断优化配置资源的过程,这一过程最终体现为以有效投资对发展机会的固化。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增长的确需要由有效投资来推动;但这句话中间的定语——“有效”——二字是重要的。对于市场经济最强有力的辩护,恰巧是,市场经济是最好的个体信息的处理器,碎片化的、个体化的信息在市场机制中推动经济发现发展机会,并调动社会资源来实现发展机会。无数的机会被尝试,有些因为失败而被放弃,有些因为成功而被放大。这个生生死死、无限迭代的过程、无数个体对无数多机会组合的尝试,决定了那些行业兴旺、哪些行业衰败。换言之,产业升级是这个发展机会识别、实现过程的自然结果,而不是政府可以事先决定的;不是(政府)投资带动产业升级,而是产业升级带动(有效)投资,而产业升级路径是由市场探索出来的。
 
   中国30年经济奇迹正是根源于这一机制:融入全球化经济链条让拥有后发优势的中国有机会引进丰沛的发展机会,而上述民间经济体系充分利用了这些发展机会,在一轮轮产业升级换代浪潮中驱动生产可能性边界不断扩张。很明显,政府在其中扮演的主动角色仅是辅助性因素,贡献与破坏性互见,而不应该被歌颂为主角。事实上,在中国以改革开放释放出制度红利之前,中国不缺乏全能政府以及政府主导的天量投资,结果却是悲剧性的。
 
   更为根本的是,“政府刺激投资”方案对中国而言有可能是不合时宜的。在实践中,政府对选定行业的扶持往往造成大量的浪费,也是很多行业产能严重过剩的主因。多晶硅、钢铁、风能等行业的惨痛教训活生生正在上演。事实上,如果政府能够事先决定哪个行业应该发展、哪个不能,计划经济就没有失败的理由。消费不能拉动经济增长,投资与出口也不能——有效投资才能。有效投资的量是多少、应该配置在哪些领域,这些最关键的决策,是内嵌于经济运行的,而不是由作为第三方的政府外在地决定的。政府既没有能力决定有效投资的数量,也没有能力指挥投资资源的最佳去向,(由政府鼓动而出现的)过多投资不仅降低了国民福利,而且是经济危机之源。
 
   事实上,中国经济目前的困境恰好体现在:民间经济因为缺乏边界明确的运行环境而凋敝,其权利得不到保护,金融服务匮乏,税费畸高;历年不合理的高投资导致各行业过剩产能严重,债务杠杆率过高,金融风险巨大。这两个主要困难导致中国产业升级速度趋缓,这一困境并非源于政府投资过少,也不是进一步刺激投资所能够解决。
 
   如果强行地、进一步地提高政府投资,短期内,GDP增速的确可能有几个季度的提升;但这样的投资行为,第一,政府不能保证自己对投资项目的选择具备经济合理性;第二,政府主导投资意味着对社会资源的调用,其资金来源要么是以征税方式剥夺民间资源,要么是通过发债、信贷方式挤占民间的信贷资源。不论是哪种方式,不具备经济合理性的投资最终都将体现为过剩产能与呆滞帐,在增加中国经济与金融风险的同时,无助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的扩张。换句话说,中国经济迫切需要的,不是强化与扩张政府权力边界,而是相反,中国需要约束政府无穷无尽的欲望,为其建立可信的约束机制。
 
   要维持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最重要的是增强中国经济体引进、创造与利用发展机会的能力,这注定必须以民间经济为主体来实现。摆在中国政府面前的任务不是强行刺激投资,而是进行更基础性的工作。在地方政府层面,我们需要以保护权利、遵守规则为主要内容的竞争代替招商引资式的竞争。在产业政策与开发区政策层面,我们需要以放松监管、减税降费为主要内容的政策而不是各类低效的奖励政策。在贸易领域,我们需要的是人民币适当贬值而不是以出口退税来补贴外国消费者。在金融政策层面,我们需要革除国营经济的隐性担保与特殊待遇,减轻与消除金融抑制,让私营企业获得起码的金融信贷服务。在财税政策层面,我们需要管住政府那闲不住的手,推进预算透明化改革与政府大部制改革,塑造为民众与企业服务、而不是作威作福的政府。最后,在社会保障领域,我们需要建设基本的福利保障体系,以容忍经济增速必然的下滑而不至于引起社会的不稳定。
 
   所有这些都是艰苦的改革,也都是林毅夫教授未详细展开讨论的制度变革的内容。它们艰苦、缓慢、具有极大的风险,却是强化中国增长潜力、推进产业健康升级、引导有效投资的正途,是中国走向长治久安的不二道路;毕竟,什么是中国最佳的潜在增长速度,依照哪条产业升级路线来实现中国的潜力,应该让市场来决定。
 
   (2012年10月25日上午发表于FT中文网。下午林毅夫教授发了回应文章:
新结构经济学的要义。林老师是我的师长,也是我敬重的经济学者。提出不同意见本就是代表了对林老师的致敬;不同表达处,有些属于误解或用语定义不同,有些的确有观点上的不同。我将再写文章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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