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天凡

刘海影先生所著《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一书，书名即开宗明义提出中国经济的两种前景，这一命题不啻于莎士比亚所提的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繁荣意味着中国改革前景依然可期，可以实现更好地生存；陷阱则意味着会失去重启改革的时间窗口，进而可能带来萧条死亡般的痛苦。他在该书前言中提到，“在中华民族复兴取得伟大成绩之后，我们未来的道路却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每一个普通人都不得不接受一个艰巨问题的拷问：中国经济高速列车的下一站在哪里？未来，我们将面对繁荣还是陷阱？”应该说，作者绝不是杞人忧天，这正是当下中国经济所处的真实情境，是我们站在21世纪新的十字路口所面临的重大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欧700年的历程，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本书则把中国经济奇迹放在大历史背景、全球工业化格局、制度变革的长时距图景中作出分析，将经济逻辑、洞察力、数据分析结合在一起，揭示政府与市场的混淆如何制造出我们面前难以克服的危机。

在作者看来，“中国奇迹”或“中国模式”的实质是对全球领先经济发展水平的快速追赶，背后最重要的力量正是中国极其巨大的后发优势被持续的制度变革所激发，快速融入全球化经济链条，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打遍天下无敌手，快速增长的出口带动产业结构快速升级，驱使劳动力从农村转移到现代工业，推动全要素生产率快速提升。然而，福兮祸之所伏，仔细分析我们赖以创造经济奇迹的各项制度与经济条件，却发现未来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尤其是最近十余年，中国经济增速在本已很高的基础上再次提速，其中更多的则是要素价格扭曲之后的泡沫化增长。从2012年开始，中国经济显现出产能过剩、资本泡沫诸多困境。

作者指出，这一困境绝非短暂现象，很可能预示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列车不得不减速。并且，这是中国在体制改革上的滞后造成的严重后果，因此中国必须在制度建设上取得进展。“必须建设一种可以维持快速增长的内在能力，让社会经济资源流向生产率提升最快的行业。这不仅要求微观经济体具备充足的活力与创造力，在劳动力优势配置资本流动的能力。前者要求更加明确的产权保护、民企获得国民降低之后继续创建竞争优势，而且要求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具有合理待遇、国企建立硬财务约束，后者要求彻底的金融体系改革、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显性约束、财政税收体系的现代化。”

显而易见，这些改革任务难度十分巨大，但这是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中最为基础也亟待强化的部分，最终离不开对政府治理机制的改革。

其实，就增长而言，中国经济的增长动力源自中国人口本身的活力、城市化进程、资本和资源的持续投入、技术的进步和制度的改进——任何内部或外部的力量都不可能压制这种强大的内生经济增长动力。因此，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都必须以极大的决心和力量肩负起约束自身权力、重塑行为规则的改革重任。如果说顶层制度设计能够激发内生经济增长动力，促进社会走向良性循环而备受期待的话，那么增强对地方政府权力的显性约束是顶层制度设计落地的关键一环，并且在现实中直接涉及中国社会能否稳定因而显得更为急迫。

在作者看来，地方政府竞争可以视为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力量，但这独特机制也是当今中国最大的经济与社会风险来源。在财务与法理层面都没有建立起可信约束的地方政府，将社会经济推至承受力边界，风险不断累积。在中国可能提前面对“中等收入陷阱”背景之下，能否从财务和法理两个层面约束地方政府难以满足的权力追逐，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改革就是革自己的命。本书的分析还表明，中国面临的挑战既来自制度也来自政策。“未来伴随着经济增速的必然回落，为保证中国社会有低增速下的和谐，制度变革与政策应对将是不二选择。制度变革可能无人可以帮助我们，中国人必须拿出勇气与智慧去点点滴滴地争取，以自下而上的首创精神激励决策层自上而下的政治勇气。政策制定之完善则更必须合力推动决策层正确分析局势，管住政府干预之手，让政府更多地承担规则制定与公共品提供之责。本书提出的思想转型、宏观维稳、微观搞活，体制改革为此提了一个思维框架。”

诚哉斯言。阅读此书既有拍案的收获，又有精神上的触动。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能够基于宏观视野和比较思维进行诚实客观的思考，这在书中比比皆是，对于地方政府在中国经济赶超中的作用是如此，对于林毅夫“后发优势”与杨小凯“后发劣势”的争论也是如此。愿这样一个思维框架为更多的人所了解熟悉从而开启民智，为决策层所掌握借鉴确保改革趋利避害，最大程度发挥增进全民福祉的功用。

（本文为转载张天凡先生针对我的《中国经济下一步：繁荣还是陷阱》的书评文章，8月17日发表于《中国证券报》。谢谢张先生及编辑卢铮。）